我們試想，如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過去多年對港人訂立的官民契約，那麼重新訂定新的社會契約應當是對應的。兩辦在推動國安法時先後多次提到，「一國」的底線愈牢，「兩制」的空間愈大。假如為「一國」立底線是上半場，那下半場中央就該向港人闡明「兩制」的空間可以有多大：一個保證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社會公平正義的「兩制空間」。
不能逃避的「普選」承諾
第一，政治改革將是「兩制空間」中最不能迴避的一項。《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中央也多次表明會堅定不移推進民主政制循序漸進向前發展。立法會前主席曾引述中央官員表示，香港未能為維護國家安全自行立法，使中央對實施普選存有疑慮。
香港政制改革訴求由2003年至今，幾近沒有推進。香港的2047大限僅餘5個特首任期，當港區國安法以附件三的形式在香港落實執行，中央已清除對港管治的一大夢魘，制定普選時間表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能逃避的憲制議題。中央要用同樣的果敢和決斷向港人實踐普選承諾，向世界證明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是莊嚴的。
無可否認，當前要推動政改困難重重。相當部分的港人對「8．31」決定下的普選機制有保留，對「袋住先」的選項嗤之以鼻。港人要明白，一日不重啟政改討論，一日不先行實施「循序漸進」的第一步，普選不可能實現；中央要明白，不能指望泛民會如同2010年般接受中途方案，放棄高地去支持。兩邊的實現手段是有矛盾的。
然而香港管治已經到達臨界點，沒有歲月去揮霍、蹉跎。只有一場真正的特首選舉，才可讓香港的政治辯論回歸管治和民生，而不再以政制發展及兩地爭議作為永恒的選舉裂隙，以此讓政圈回歸務實。有意執政的政黨會與暴力割席，建制派也得修補社會關係，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既然中央已把國安底線訂下，但凡不觸及底線的泛民政黨，也應被視為「建設性反對派」，不能被排除在特首選舉之外，而這將會是「一國底線、兩制空間」中最考驗中央誠意及量度的一環。
落後於形勢的政經制度
第二，在談「兩制空間」時，我們不應忌諱展開一場新的社會辯論，展開一場政經結構的徹底改革。與其說「光時」八字是「港獨命題」，對港部門倒不如認清，港人期望的「光復」反映了港人在世界新冷戰格局下的投機心態，希望保留香港「兩制」下的優勢，不希望加速與內地融合；所謂「革命」，更大程度反映了港人對政經改革的期望，絕大部分港人還沒傻得認為香港有所謂的「獨立」條件。
回歸23年，我們要承認香港的政經制度已經落後於形勢，無法應付管治需要，更不適應於實施普選以後的香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公務員制度、社福制度、稅制、賣地政策及發展戰略，都無法應付時代需要。在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中央及港人是時候撲熄「強勢領袖可以改變香港局面」的癡心妄想。
幾年前，社會各界叫起Anyone But CY的口號，認定更換特首便能讓管治重回正軌。現屆特首自信滿滿，與泛民保持良性互動，不賣工商建制的帳，對改革有一腔抱負；市民更在兩次立會補選中，給予建制派一個改革機會。然而事與願違，落後的管治制度誤判民情，反過來讓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大的政治風波。
我們與其將問題全怪責在特首一人，倒不如重新檢視整個管治制度。每屆特首在任期未完時，便已經耗盡（透支）自己的管治威信。特首只能乖乖依賴由工商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政策往工商界傾斜，民生政策則束之高閣，予人「官商勾結」的壞印象，普羅市民倍感不公，進一步加深了對政府的不滿。當特首連5年任期都保不住時，更遑論他們能為香港的長遠未來作戰略部署。畸形的政治生態讓後來者和有心人卻步，精英人才不願意投身政治，形成管治的惡性循環。
香港在新冷戰格局下如何自處？
第三，中央需要在中美兩個大國的新冷戰競賽下，為香港制定一套新的戰略定位及說法，讓港人及其他持份者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清晰及安心。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新冷戰的號角已經吹響，未來半個世紀都會陷入東、西方文明的競賽和爭奪。兩套截然不同的政經秩序與意識形態將會在世界不同角落拉扯，一場敵我分明的戰局讓香港無法迴避如何自處的議題。
中央政府應該說明香港未來在新冷戰下的角色。在香港恪守一國底線、不成為顛覆國家基地的情况下，若中央容許香港有更大的「兩制空間」，容許香港置身事外，在制度上保持資本主義城市的固有優勢，香港就有條件在新冷戰格局下，成為兩大強國相互互動的平台，或再次成為西方圍堵中國下的一扇窗口。
若中央政府對香港在新冷戰格局下的角色相對消極，「兩制空間」則無從談起。資金、人才在不能預判香港未來的情况下，大多會選擇另謀出路，改赴深圳、上海、新加坡等地。港人受罪，香港受害，國家也會失去一顆能充分利用的棋子。國安法立法以後，眾多持份者仍然看好中國機遇，但更多的人是看淡香港的未來。如果這是「一國兩制」的最終結局，恐怕絕非原有回歸的初心。因此，中央有必要說明香港在新冷戰格局下的角色與定位，及賦予香港的「兩制空間」有多大。
看不到改革曙光 青年幻想移民
當規模浩大的社會活動也無法改變政治現實，年輕人只能幻想逃離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部分更覺得海峽對岸的台灣或外國是港人安居樂業的樂土。想像是想像，現實很骨感，試問今天又有多少年輕人有移民的能力？在台灣生活和旅遊是兩碼子的事。島內經濟不振，青年失業率逾8%，沒有專業技能的港人跑到寶島，只能是騎驢找馬，圖一個三餐溫飽；英國的狀况也是大同小異。相較之下，今日的台灣，絕對沒有比「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擁有更大的發展機會。年輕人之所以會有這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是一次又一次被不公的社會制度和畸形的社經結構逼壓出來。
香港再不能永無止境地在政治泥潭糾纏，國安法已成定案，中央和特區政府是時候以行動向港人證明，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在普選、管治和深層次政經矛盾推進改革，給予年輕人前行的希望。如果今時今日的香港人，都能夠在自己蝸居的幾呎天地中看得到希望，誰又不想留在這一個，「我真係好×鍾意」的香港呢？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梁俊傑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July 20, 2020 at 08:1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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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空談社會契約不如明言兩制空間（文：林朝暉、梁俊傑） (09:00) - 20200720 - 文摘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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