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豪：當《港區國安法》成為巨靈？ - 20200929 - 觀點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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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處於「自由窄廊」的邊緣

最近由芝加哥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兩位學者所出版的《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 2019）一書，透過深刻的歷史探源以及豐富的跨國比較研究，探討如何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取得動態的平衡，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兩位作者強調，我們不要傳統霍布斯式的專制巨靈國家，也不要缺乏國家能力的社會和「紙糊國家」，我們應該要跳出兩種宰制之間選擇，同時增加國家與社會的能力，追求一個受公民社會約束的國家巨靈（shackled Leviathan）、受信任的政府，以最大的保障公民自由。

長期以來，香港被簡化描述為一個擁有「部分民主」的自由社會，儘管有百餘年殖民歷史的沉積，卻長期是兩岸四地最自由的華人城市。然而1997年後香港的民主化歷經挫折、進展有限，所幸公民社會在過去10多年來逐漸有較蓬勃的多元發展，香港的政府也在傳統「積極不干預」的原則下跌跌撞撞地嘗試調整自己的角色與功能；但是在近年中港經濟整合的大潮，以及內地加強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背景下，政府失去捍衛本地利益的能力與市民的信任（根據2020年8月中大亞太所的調查，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不信任者，佔高達57.5%）。因此香港本來就脆弱地處於「自由窄廊」的邊緣，長期缺乏對政府制衡的制度性渠道與能力，一方面有可能滑向威權的宰制，另一方面也累積了許多政治經濟結構的矛盾。

社會仍充滿不安一些常識正在重構

在疫情肆虐下，由於政府極力希望社會盡快恢復秩序與平靜，因此對於現時的港區國安法，似乎只考慮到其「震懾力」，而低估甚至忽視了其附帶的損害，例如：在解決秩序問題的過程中，如何確保公義？在防止外國干預的同時，特區政府更為問責了嗎？有即時、有效的傾聽民意嗎？法律的施行受到足夠的監督嗎？如何避免香港進一步墮落至專制威權？凡此都難有正面與肯定的答案。

我們看到的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社會，仍充滿高度的不安與潛在的暴力，長期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結構仍在持續，不僅真相難尋，連一些維繫社會運作的常識與價值觀，亦正在瓦解與重構。不少市民對「全民自願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不信任與消極抵制，正正顯示香港管治的困境。然而，以「國家安全」之名卻反而顯得這個國家似乎非常脆弱，經不起些許哪怕是出於善意的不同意見與批評。

追求的不止是社會對國家制衡而是均衡

參考書中的討論，兩位作者認為有三大因素會影響是否能過渡到自由窄廊（頁549），包括支持過渡的能力（需要有行動者、聯盟與其動員）、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最後是窄廊的形狀。因此若要確保香港繼續享有自由，就涉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達到一種新的權力動態均衡。這可能包括：長遠而言香港的資產階級能否與本地的公民社會形成一個支持民主的聯盟（這在回歸23年以來是令人失望的）；其次，在制度上必須鞏固《基本法》的角色，不能因為一時政治上的目的與靈活方便，而讓邊界充滿模糊彈性、欠缺權力制衡的人大決定或釋法替代本地法治的運作、持續弱化基本法的權威；第三，儘管任何組織化的串聯乃至專業主義都為黨國所顧忌，仍需要依賴香港的社會力來保障自由；第四，對於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問題必須追究，才能挽救市民對公權力的信任。

兩位作者也多次在書中提到中國的例子，他們認為由於中國停留在專制國家的時間悠久，因此「根本看不到自由窄廊」，短期內也不可能移到接近的地方，若如是則顯然香港不可能倚靠中國重回自由的窄廊（但是我們顯然也不可以忽視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因此極具爭議的是我們必須考慮國際因素等外力影響（如同書中德國與智利的例子），然而這顯然卻是北京所顧忌與防範的。兩位作者多次強調，我們所追求的不止是社會對國家的制衡，而是均衡，兩者之間尚且也不應該是一種零和關係。「自由窄廊」形象地描繪了自由的珍貴，因此欲保守香港的自由可能更需要一些運氣與耐心，等待制度改革的機會之窗。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過程與施行，是高度不透明與缺乏監管的（例如其人事與經費等），衝擊了原有的政府與社會關係，對此香港社會應該思考防禦之道。

較佳選擇：同時提高國家與社會的力量

由於對內對外均欠缺安全感的當局，希望藉由嚴刑峻法來穩定社會秩序，其代價卻可能是將香港長遠地脫離開原本即已經脆弱的「自由窄廊」，乃至形成另一個幾乎不受約束的專制巨靈，導致社會的退化。此時此刻作者適時的提醒我們「用持續擴大和不受監督的國家權力來因應安全威脅時，濫權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頁618），這對美國與中國同樣適用。較佳的選擇應該是同時提高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小心用權、擴大參與、增加溝通、累積信任，避免治與亂的惡性循環，並預防由疫症危機引發經濟危機甚至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