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崩塌的地緣政治中，我被迫離開中國 -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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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3月中旬獲知我的駐華記者簽證被取消後不久，我就面臨一個難題：我的木棍收藏該如何處理？這種棍子是我練習了近十年的一種中國武術所使用的。

我應該把它們交還給我的師父嗎？他是一位舉止謙和的40歲巴士司機，也是這一門派的繼承人，他把這種曾經常見於北京勞動階層社區中的棍術的復興作為自己畢生的職責。或者，我應該讓搬家公司把它們運到倫敦——我即將生活的地方？

這些棍子並不值錢，而且可以在世界任何大城市的武術商店買到。另一方面，我的師父也不是很需要：他有滿滿一屋子的棍子，他用它們免費教授任何對此感興趣的人。

然而，它們我對我來說卻是無價的。這些白蠟木製成的棍子，有許多已經被別人的汗水和油脂浸黑，尤其是我的對練搭檔，一個木匠，在公園裡花了無數個小時幫助我學習不同的招式。我覺得這些棍子屬於這裡，北京。但是它們也成了我的一部分，即使不再有任何人可以和我練習，我也想留著它們。

從全局來看，我的困境聽起來像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起川普政府的日常表演、疫情大流行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即使中美爭端似乎也只是又一場國際爭鬥，出了中國觀察者這個囿於一隅的圈子就不算什麼了。

如果說這場爭端在這個圈子之外有什麼意義，那肯定是在抽象的地緣政治舞台——在那裡人們調遣航空母艦、策劃制裁、施展外交手腕，就像棋盤上的棋子。

但是中美關係的崩潰也意味對現實生活的衝擊。單獨來說，友情一刀兩斷和家庭關係緊張的故事似乎微不足道——當然，對一個堅信美國對華政策是維持世界民主安全所必需的人，這至關重要。然而，這些小傷口日積月累，改變了我們所有人對世界的體驗，幾十年前的樂觀時代的消失造成了集體創傷，在那時，世界似乎正在開放，即使並不完美。

我不想顯得在傷春悲秋，但像我這樣的人的生活，是圍繞著一個前提建立起來的：世界是相互聯繫的，將自己的人生致力於使其他文化更加易於理解，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抱負。而且，即使獻身於此不是易事，也不一定會得到高回報（除非有人想叫賣可疑的中國證券），但這是有意義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世界並沒有要回到老式的聯盟——一個陣營的人無法進入另一個陣地。無論是在商務、新聞、學術還是文化交流中，這都是一個標準化簽證、頻繁的飛行和某種職業前景構成的世界。

對我來說，它始於我大二時被邀請學習漢語並在學校報紙工作。後來，我去了北京。由於想弄清該如何最好地報導這個國家，我的畢業論文寫的是北美的中國報導。為了準備成為一名駐華記者，我拿了一個中國研究碩士學位，並去台灣深造中文。

這些都不意味著我就有資格獲得記者的工作，但是一路上人們幾乎總是點頭認可我正在走上一條明智的職業道路。中國是世界上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國家，商業往來不斷增加，我們永遠需要了解這個不斷成長的巨人。

但是，就像許多致力於學習另一種文化的人一樣，將自己沉浸在所有和中國相關的事情中，這不再僅僅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這成為了我的使命。是的，中國有政治壓迫、空氣污染和上百萬個其他的問題，但我開始喜歡它——從喜歡這裡的文化和人民，到它的幹勁和對創新的接納。

我列了離開中國前想要去的地方——這是身在異鄉的人永遠要算計的事——但這份清單一直沒有縮短過。實際上，它每年都在變長。

我在中國停留的時間越長，學到的知識越多，我想看到的也就越多：更多的聖山，更多令人嘆為觀止的風景，更多的中國神話起源地，更多著名藝術家或作家的家宅，在不同的城市結交更多的朋友。

一段時間後，這個想法似乎變得很傻：如果在一個國家生活只是為了完成清單然後將其丟棄，這樣的生活意義何在？那不是生活，那是在等死。

經年累月之下，有一天我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在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久——比我在出生地加拿大生活的15年，或是高中搬去美國並成為美國公民的十幾年，或是在德國的十年，都要久。

中國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稱之為家的國家。這裡是最早有遺傳決定論的地方。除非你有某種長相，否則你不會真正成為中國人。就算你是第六代美籍華人，只會說「你好嗎」，對這個地方的了解僅限於左宗棠雞，但對於中國（以及在美國的許多美國人）來說，你就是中國人。

相反，即使我在那裡住了這麼長時間，學了那裡的語言等等，我也永遠不會成為中國人。從實際操作的角度，合法定居並成為公民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真正的像綠卡這樣的東西，因此，也沒有真正的移民文化。然而，這是我自1984年第一次訪問就愛上的地方，當今年初離開時，我仍然愛著這個地方。

這種對歸屬感的渴望是雙向的。許多中國人去美國學習，並且愛上了這個國家。許多人在美國定居並且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在家庭度假時飛回中國。他們開始關注美國政治，他們忍受著歧視，有一天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孩子不僅是在美國出生，而且是在美國長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美國人，即使他們仍然持有中國護照。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新冠大流行使跨越大洲的生活更加困難。但真正的損害是長期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惡化意味著，如今人們對以前受稱頌的事物產生了懷疑。

去美國留學的中國人——他們曾被認為令美國受益無窮——現在卻經常被當做破壞分子或間諜。川普政府對許多外國人進行了心胸狹窄的羞辱和蔑視，堅持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以控制疫情的名義暫停數十萬非美國人的工作簽證。

我無法為中國近年來的行為開脫——關押維吾爾人、對言論自由的持續鎮壓、在南海的領土佔領——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野心和方法從來是明確的。如果你關注過它在過去70年裡獲得權力和掌握權力的方式，就不會對它的所作所為感到震驚。

改變的是美國現在用來對付中國的戰略和戰術。從1970年代開始，民共兩黨奉行接觸政策，認為這有助於把中國同國際秩序捆綁在一起。

一些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人聲稱，與中國接觸一直是一個天真的夢想，作為證據，他們指出中國並沒有變得更加自由。但大多數現實主義者知道，民主化充其量只是一個遙遠的目標；主要的想法是，務實的接觸比盲目對抗更有成效。

然而，盲目對抗如今已是大勢所趨。正如了解中國的人預測的那樣，其效果是零。美國的貿易爭端並沒有使中國的行為發生改變，也沒有達成能令美國生產者受益的重大交易。沒有維吾爾人被放出拘禁營。香港的自由程度降低了。由於外國記者被驅逐，西方記者獲得中國信息的管道也被限制。

這些驅逐是美國政策的直接結果。今年3月，川普政府實際上驅逐了大約60名中國記者，並聲稱此舉是對外國記者在中國受到惡意對待的報復——我認為這不是真實想法。

這個數字可能看起來很小。除我本人外，當時只有十幾名記者被趕出了中國。驅逐令只涉及在2020年需續期的簽證，並且是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擔保的美國護照持有者。

但實際上，它摧毀了美國的駐華記者團。因為只有這些媒體機構，尤其是《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才擁有足夠的人員和預算，對那裡的敏感問題進行龐大的調查報導，比如維吾爾人的待遇、高級領導人的財務狀況或數字監控的加劇。

留下來的少數記者將很難有資源去進行這樣的項目，這意味著外界對中國的了解將越來越局限在日常新聞上。

對於白宮的理論家們來說，這個結果並不重要：如今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只是不可避免的現實政治。

然而，其主要目標與對抗中國無關；這是為了把中國變成一個工具，幫助川普總統在秋天再次當選。如果他的強硬言論傷害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那就更好了。川普的真正目的是騙過美國選民，讓他們認為中國應該對新冠病毒負責，進而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蕭條負責。

所以被逐出中國才讓我如此痛苦。如果中國真的是1930年代的德國，而世界正走向必要的決戰時刻，我可以接受離開。但中國不是納粹德國，儘管有些人聲稱如此。

誠然，中國的許多政策與開放社會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但這個國家仍有許多人可以同外界接觸：獨立電影人、作家、知識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員。某種形式的合作將會繼續，但在不久的將來，海外學習項目、學術交流、旅遊，當然，還有調查新聞報導，都很難恢復。

好幾個月來，我不知道該拿我的棍子怎麼辦。最後，我上週寫信給師父徵求他的意見。

他告訴我要保留它們，說我們之間有著一種叫做「緣」的東西——命運，或者說一種密切的關係。

「帶它們去倫敦的公園裡練吧，」他說。「心裡想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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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7, 2020 at 04:0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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